第十四讲 在道义与利益之间：作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中日关系的形成、演变与重建
导论（一）：走过中日关系艰难时世的不同道路
l 光华寮事件、春夏风波、靖国神社事件：
例：光华寮事件：
京都的高标准留学生宿舍，是中华民国建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台湾政府与大陆争这个所有权（后来，光华寮已经成为最便宜的宿舍，这是由法律纠纷导致的）。
l 钓鱼岛争端
l 中美争端的影响
导论（二）：繁荣的东亚经济与纷繁的东亚争议
——东亚地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l 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
（1）多场奥运会的连续举办；
（2）世界经济中心的回归
l 东亚争议：
（1）领土争端；
（2）世界经济中心的变迁；
（3）虚体经济（money-making）对实体经济（制造业为核心）
一、中国思想界在危机时期的反映及其基本格局
（一）困难时期的中日关系：他们说了什么
l 阴谋论与对策论
（二）困难时期的中日关系：他们在说什么
（三）困难时期的中日关系：他们想说什么
l 中国思想界的基本格局
（四）困难时期的中日关系：他们会说什么
l 儒教与和平、ICJ与时间
二、核心论点：作为特殊国与国关系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以道义和利益为基础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一）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在国关的话语中，“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仅指英美（文化）、美以（价值观）
（二）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基础：道义与利益的平衡
l 道义与利益的关系的变化是中日关系变化的关键动力
1.为什么中日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道义一方
（1）历史遗产：负面的和正面的
（2）共同责任：亚洲的21世纪
l 道义：只能共同追求的利益、应当共同坚守的道义
2.主流舆论中的中日关系的基础：利益
（1）廖高协议：《中国和日本长期贸易协议》
1962年11月9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中日两国签订“LT贸易协定”的经济背景是中日两国在国家经济利益上的相互吸引,在经济上两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根本目标。
——张千任、陈景彦：《中日“LT贸易协定”的效应分析》
（2）ODA：日本政府发展援助
ODA是指日本政府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同先前中华民国政府，同样免除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官方战争赔偿，对此日本政经界人士深表感激。而同时中国大陆的发展需要日本的资金、技术，于是中日政府双方达成默契，以日本政府发展援助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经济损失。
（3）贸易：
（4）投资：
①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2019年数据）；
中国企业和外资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在逐渐减少。
②直接雇佣、间接雇佣
l 但是，在当下，双方的经济利益（压舱石）已经没那么多了
（三）中国经济利益的理论解读
1.产品建构理论
2.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
（1）国家间关系的表现形式：企业间关系
（2）企业间关系的表现形式：产品间和产品内分工
（3）产品间或产品内分工的根源：市场经济的不同形态
l 自主创新前后的中日经济关系： 2009年，当中国正式宣布“自主创新”后，中国能够生产的产品范围扩张，日本企业的生产范围相应收缩。
l 日本企业的转型：向左上角退，放弃利润低的产业 中国企业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尽管目前遭遇打压，但仍然会长期向左上角扩张。问题是，左上角的市场太小了，即使企业本身能够生存，但业务范围越来越小后，是无法支撑起上亿人的国家的（例如，销售额很低，雇佣规模太小了）。
由此，日本企业形成两种思路：
- ①【主流做法】日系传统思路：强调组织形态，但缺乏发挥空间，于是向能发挥作用的产业集结（回到技术——组织互补性）；【背景回顾】复杂技术进入核心部件，越来越标准化，开始流通
- ②全面美国化or全面中国化——和中美企业正面竞争
总结：坚持传统的主流做法，这在企业层面合理，但在国家层面行不通
3.地缘政治学：
（1）中日关系紧张的潜在影响：越南、印度和缅甸的快速追赶；
（2）中日是东亚生产体系的双核：仍然存在合作空间
l 那么，利益是中日关系的唯一基础吗？
换言之，中日关系是以利益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关系吗？
l **OBOT和TPP
三、中日经济关系的前景：作为开路者的东亚？
（一）格申克隆-阿里吉隐喻与中日经济关系
1.格申克龙-阿里吉隐喻：
后进国家实现发展的过程，就像乘客乘坐公交车，先发国家形成先进的技术和有效的管理方法，就好比形成了一辆公交车和线路，后发国家引进这些就是乘坐公交车。
亚当斯密在北京，马克思在底特律
2.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当代困境：等待新的开路者
但问题是，公交车总会到站的，学习别人的方法总有一天会和别人到达一个水平。到站下车的人，会有一部分成为铺轨机司机，即不断有新国家开发出新方法，且具有范式变迁的意义。
3.成功的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程之中的组织形态创新
美德日的赶超实践，伴随企业组织形态的范式变迁：
- （1）美国：从美国体系到福特主义； 管理学意义上的美国体系及其早期形态：专业化分工、可互换部件、通用机械
- （2）德国：企业家群体、复数的机构共同建设的技能形成制与劳资共决制等；
- （3）日本：丰田主义 三个国家不但经济总量扩大，而且在赶超过程中，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创新，后者推动管理方法的范式变迁，成为铺轨机司机。
同时，在范式变迁的同时，还会有经济民主的进步。
（二）中国工业化进程之中的组织形态创新及其局限
1.后发优势论的隐型结构以及主要后进大国的工业史对于中国实践以及关于中国实践的研究的挑战：
l 中国企业在生产领域的组织形态，即生产组织方式方面具有范式意义的变迁吗？
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经济发展是由体量决定的，领先企业是否在管理方法上出现范式变迁，需要进一步考虑。
l 为什么中国企业在企业内组织形态领域缺乏创新
产品建构的模块化以及技术-组织互补性
l 在当下的局势中，我国如何在保证自己发展权利的同时，缓和矛盾？
如果中国福耀到剑桥、东京大学宣传经验，就可以。我可能会超越你，但在超越你的同时向你展示与你现在的管理方法完全不同的管理方法，让对方有机会利用我的经验实现新的发展。
>日本崛起对西方冲击也很大，之所以没有那么尖锐的矛盾，是因为一方面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提供了有原创性的管理方法，效率提高（满足右派的需求）且平等（满足左派的需求）。 >——让管理实践进入教科书
（三）跨越国境的组织形态创新的可能性：跨所有制竞合——企业间关系的范式变迁
前述日本创新和推广的都是企业内管理方法↑，我国可能有创新的是企业间关系↓。
（1）江浙、广东地区的企业合作网络(王辑慈,2010)；
（2）苹果-富士康关联(宋磊，2013)。
关于第一种现象，私人企业协作网络存在于日本、意大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过程(Dore，1983；Piore and Sabel，1984；王振寰，2010)。就第二种现象来说，在跨国企业网络之中，在中国从事组装等生产活动的企业处于从属地位。
如果转向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经济的结构化特征，我们将会在企业间关系领域发现特殊的组织形态。
1.中国经济发展之中的三个问题
（1）快速发展的民企如何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形成技术和组织能力？
（2）在竞争充分的细分市场之中，为什么并不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一些公有制企业不但持续存在，而且成功地扩大规模？
（3）为什么外企绕过当时也在争取外资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体，大量进入中国？
l “解释残差”：
以创业精神解释民营企业的发展越过了很多变量，将部分公有制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成功归结为政府支持忽视了另外一些同样具有政府支持但是被淘汰的公有制企业，将外企进入的动机理解为控制成本、占领中国市场简化了外资企业发展的原因。
2.跨所有制竞合是否为中国的特有现象？
（1）反论：
- ①日本工业化早期的国企民营化；
- ②前苏东地区的国企民营化；
- ③台湾地区工研院的spin off。
（2）回应：
在中国，跨所有制的企业能力转移是连续的；
同时，这种能力转移也不仅存在于高科技行业。
（3）跨所有制竞合的形态：
①产业之间；
②同一产业的不同价值链环节之间；
③同一产业的同一价值链环节上的企业之间。
（四）总结：跨所有制竞合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难以为其他后进国家模仿
中国的创新可能存在在企业内（尚未达到范式变迁的程度），也可能存在于企业间关系（基于我国崛起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国在【企业间关系】这一领域或许有创新。
中国崛起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就意味着我们管理方法的原创性可能会和全球化的分工密切联系。例如，华为从外国企业中引进了大量管理经验
中国的原创性也许是体现在企业间关系上，包括：（1）国企；（2）民企；（3）外企的竞争与合作。
我国：三种所有制规模都很大、数量都很大、既合作又竞争——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不管制度上（de facto）的地域统合能否或以何种形式出现，中日经济正在经历事实上的（de jure）的地域统合。这样两个大型经济体的事实上的统合在世界范围的工业史上是罕见的。
在这样的过程之中，能否发展出具有开创意义的企业内和企业间组织形态，将决定中日经济关系的工业史意义。